“80后”作家为何风光不再

21世纪初，“80后”作家创作的“青春小说”曾经风光一时，但十几年后，风光不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小说的艺术水准来看，青春小说的局限性非常明显，值得反思。

齐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小说、青年文学和文化。近日，在“2022中国小说论坛”上，齐对上述话题进行了阐述。

文学手段大多来源于中学语文。

青春期的自我体验是80后作家最重要的写作资源，尤其是在80后早期作家的作品中，对青春期情感和情绪的表达最为显著。早期的“80后”作家为了表达自我认同的痛苦，宣泄情绪，主要依靠语言修辞。

韩寒在《三重门》中学习了钱钟书的幽默讽刺，经常引经据典，煞费苦心地经营精彩的比喻。但是，韩寒并没有确立钱钟书的人性立场。“在写这种人的时候，我没有忘记他们也是人，只是人，有着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韩寒不遗余力地嘲讽那些无知的老师，操控的教育管理者，无良的同学。但他在使用反讽的时候，缺乏人性的怜悯和同情，只发泄自己的愤怒和轻蔑。在随后的小说创作中，韩寒放弃了比喻、引用等修辞格，仍然善于制造一些幽默讽刺的警句妙语，作为语言包袱在小说中傲然抛出，极大地影响了小说叙事的连贯性和流畅性。

春树的小说表达了她的情绪，孤独，烦躁等。在任何时候用简单的语言。这从《北京娃娃》很多章节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来，比如《我爱五道口》、《卑鄙的人》、《无聊至极》、《啦啦啦啦》、《无聊死了》。

早期“80后”作家的修辞倾向，既有宣泄情绪、抒发感情的需要，也体现了“作文风格”的影响。虽然他们激烈抨击学校教育，但吊诡的是，他们的文学手段大部分是中学语文赋予的，他们的作品留下了“作文风格”的痕迹。汉语非常重视句法、语法、修辞等知识的教学，也有周记、日记、作文课等写作方面的强化训练。

春树深受日记体和“作文体”的影响。“我最早的写作启蒙是从学校门口买的几篇散文。”很多“80后”作家都是从“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的。虽然“大赛”鼓励年轻人大胆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但毕竟还是以“作文”的形式。

张悦然、周嘉宁等“80后”作家的创作过程显示了他们逐渐控制自己情绪、克服“写作风格”的努力。因为张艺伟始终放不下《原生之家》的解体，所以她的作品表现出内心情感的漫长挣扎。她的小说一直保持着散文文化的形式，抒情和议论情不自禁地在叙事的缝隙中流淌。但她的叙事艺术已经逐渐成熟，小说中的抒情和议论不仅蕴含着深刻的生命体验，而且与叙事的联系更加紧密，与叙事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类似抱怨的语言风格。

修辞叙事暴露了80后作家在叙事艺术上的幼稚和缺陷，鲜明突出的风格是80后小说叙事最先被评论家注意和总结的特征。“显然，程式化的艺术，即一种过度而缺乏和谐的艺术，永远不可能成为最伟大的艺术。”

形式大于内容。

为了改变青春叙事抒情化、修辞化的写作风格，一些“80后”作家尝试构建小说叙事的深层模式，采用寓言化、象征化的手法。由于缺乏对社会现实生活和主体精神的深入而独特的思考，他们虽然对具有象征性方向的不切实际的事物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描述，但却无法形成清晰而深刻的思想意蕴。

葛炎过去热衷于描述“神奇”的事物，给叙述增添象征意义。她的成名作《动物故事》堪称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讲述了永安城里人和动物共同生活的故事。但是，伤心兽，回归兽，光荣兽等。小说中的人其实和人类在职业、阶级、性格上都没有什么区别，而小说中最终解决的悬念是，人类比野兽更坏，统治、利用、虐待野兽的人类其实就是野兽。所以这部小说中的魔幻色彩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寓意，这样的象征主义并不比现实主义更出彩，而是“文笔胜于质量”、“形式大于内容”。

傅辉在他的小说中经常塑造象征性的形象，他的形象主要是动物。在《雕舟》中，傅塑造了一个超越乡村现实和人情的妹妹形象。她充满爱心，养了各种小动物，最后为了寻找一只逃跑的鹦鹉而溺死。作者似乎想赋予“那只美丽而骄傲的绿鹦鹉”更深一层的含义。但它只用“沉默”这个词来形容人类无法理解的生物和态度，打破了进一步超越的意义。所以《姐姐之死》止于一种悲伤情绪的表达，缺乏更深层次的意义。

傅后期作品主要吸收了启蒙思想，对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都持批判态度。当他试图赋予图像更多批判性的含义时，他因为意识形态的矛盾或平淡而停留在表面。《鱼王》以一群农村少年的视角，讲述了村民的自私和疯狂导致了鱼王的死亡。“鱼王躺在干燥开裂的岸边湿地上，巨大的黑色头颅，光滑闪亮的巨大鳞片，巨大的剪刀状尾巴，组合起来就像一台满载货物的小拖拉机。”“白水湖真的有鱼王！一条鱼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而是一条非常大的鱼。”小说描写“鱼王”只是一条大鱼，展现了农村神话“祛魅”的过程。但小说也描写了鱼王死后散发出腐臭的气味，让全村人呕吐了一个月，全村瘫痪。最后写的是鱼王骨架上的一根巨刺不见了。这些细节似乎意在为“鱼王”增添神秘的象征意义，以非现实的方式批判现实。

事实上，其他“80后”作家也用象征的方式来传达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如张悦然的童话改写和郑雯的成人童话《乌鸦》。然而，80后作家在自我认同的叙事中更注重情感和感受的表达，而没有形成对自己和社会客观、独特、深刻的思考。当他们试图运用象征手法来塑造小说中的形象时，往往追不上，半途而废。

热衷于表达自己。

甚至写我自己。

80后作家过于关注自我意识和自我心理，轻视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有些“80后”作家热衷于自我表现，甚至只能写自己。他们的文学创作长期局限于狭隘的个人生活。事实上，他们的许多作品都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经历形成了互文关系。对生活过于狭隘和片面的观察和理解是限制其作品价值的主要原因。

郭敬明的青春叙事往往基于他自己的经历。他在一篇散文《一个仰望天空的孩子》中说:“我只是善于一点一点地把自己剖开，然后一点一点地把我的一切告诉他们。我不会成为一个好的小说作家，因为我不习惯讲别人的故事。”他的小说《1995年至2005年的夏至》，通过讲述傅小司的故事，完整梳理了他从小镇到大城市求学成名的经历。虽然写自己也是文学创作的一种方式，中外文学史上都有“自传”小说，但真正有价值的“自传”小说，应该是反映人性的深刻矛盾和人生的错综复杂，而不是个人生活的暴露。

在“80后”的成长过程中，大众媒体传播了太多的流行艺术作品。这些通俗艺术作品不仅模糊了生活的本来面目，也塑造了他们观察和理解生活的方式。在张悦然的小说中，各种服饰、香水、物品与品牌符号交织在一起。“我再也不买Only和Levi's品牌的衣服了，因为我觉得它们太中性了。我开始喜欢复杂的蕾丝和层层蕾丝。然而，她的物质文化文本或符号也与个人品味或经历有关。然而，在郭敬明的小说中，一些物质和文化文本几乎传达了一种带有奢侈品本身意义的单一观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小时代奢侈品符号的出现成为常态，不断冲击着读者。

典在《永别了天堂》里开了音像店，小说里的人物长大后经常聚在一起听歌看电影。这部小说吸收了大量的通俗艺术文本，包括《危险的恋情》、《蓝色生死恋》、《甜蜜蜜》、《霸王别姬》、《阿飞正传》等。狄安似乎对这一代人的局限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她由主角宋天阳说，“我是听着情歌长大的孩子。我们都是。在我们知道爱情之前，有压倒性数量的爱情歌曲为我们描述了各种各样的爱情。”可见，“80后”作家似乎别无选择，只能大量使用互文性。他们在青少年时期接受的大众艺术已经塑造了他们的思维和情感模式，他们很难用自己真实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形成对生活的独特理解。这对80后作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80后作家只有摆脱大众文化的影响，真正面对生活，才能形成对生活的独特见解和价值判断。

产业的繁荣催生了文化消费主义。很多80年代出生的作家以写畅销故事为目标，对小说艺术的创新缺乏兴趣，起初是因为对自我和个性的突出表现而受到同龄读者的追捧。之后，郭敬明等人有意识地追求小说的畅销，逐渐突破青春叙事，在小说中加入更多的通俗故事因素，如商战、案件等。可以说，一些“80后”作家满足于讲述青春期自我认同的故事，倾诉自己的情绪和感受，激起年轻读者的追求。他们没有小说艺术中的“影响焦虑”，不注重文学传统的学习，缺乏艺术创新的动力。